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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论||于德英:翻译之喻的历史化:钱锺书的“人化”译文观
  • 发表时间:2019-11-07 20:41:48
  • 作者:匿名

出发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摘要]钱钟书对“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翻译隐喻置于钱钟书诗学、中国“人性化”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发现钱钟书的翻译观具有强烈的“人性化”色彩,即翻译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体。翻译文本的生命观不仅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人性化”传统和翻译理论的继承,也包含了超越传统的当代翻译思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翻译打破了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中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化解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与翻译的二元对立,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语言而忽视社会文化的局限。

[关键词]翻译中的隐喻;历史化;钱钟书;翻译的“人性化”观;翻译理论;完善

钱钟书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翻译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翻译思想与诗学密切相关。然而,由于学科之间的障碍,学术界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从传统翻译理论或西方翻译研究的角度进行阐述,或者从各自的翻译观点出发,而较少从诗学的角度进行引用。钱钟书有自己的“隐”体系,需要对钱钟书的作品进行分析、分类、整理和建构。(

翻译观是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钱钟书的翻译观有如下看法:一是钱钟书“完全”以原文为中心,尽管他无意中把重点放在翻译(

隐喻是钱钟书作品的典型特征。“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没有人能像钱钟书那样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新隐喻。而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没有像朱倩给出的隐喻现象那样丰富而深入的理论解释和发现...(

钱钟书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两种关于翻译的隐喻。一个是偏向负面意义的隐喻。例如,塞万提斯的翻译就像“翻过一幅挂毯”;高僧传就像“背上翻锦花”;雨果的“用宽颈瓶子往窄颈瓶子里倒水,很多人因为倾斜而迷失方向”;和鸠摩罗什的“咀嚼米饭和人”。还有更丑陋的比喻,如“披着狮皮的驴”、“蜡娃娃”、“金触铁”、“沸水煮杨梅”、“拔羽毛的鸟”、“闻起来有花香”等。(

另一种是积极意义的隐喻,即钱钟书所欣赏的“文化环境”的翻译隐喻。本文以这种隐喻为研究对象。钱钟书曾提到两个相似的隐喻:一个有成就的译者是原作的“转世”;真正的翻译是原文的“灵魂转世”。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通过对翻译的诠释,提出了“翻译”、“诱导”、“媒介”、“错误”和“转化”,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对应,从而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转化”理论。

在17世纪,一个英国人称赞了这一高度完成的翻译,把它与原文“灵魂的轮回”相比较。身体变了,但精神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这样它就不会读起来像译文,因为作品永远不会读起来像翻译成原文的东西。

钱钟书在上述引文的注释中说,19世纪德国著名的希腊学者威廉·莫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也使用了类似的类比。他在日文翻译的序言中再次提到希腊科学家对翻译的隐喻:“真正的翻译是灵魂的转世”,例如,原希腊语中的本质已经变成了德语翻译的表象。“(

虽然西方理论家引用了“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但钱钟书并没有偶然引用和阐释它们,而是与自己的诗学密切相关。钱钟书始终坚持“开放”以“创新”,在《关雎辨》、《覃逸录》等作品中,他交叉引用了中西文论的观点和材料。英译汉邻墙的光线值得照亮

钱钟书在《管子·张占注》中谈到转世,说列子的转世理论早于佛教的兴起。他引用王英奎的《刘楠随笔》来讨论森林节,说:“那我就知道转世的理论了,在佛家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熊伯龙在《[补遗3》第13卷《无收藏》中写道:“轮回说并非源于佛教;佛教并不兴盛,列子已经有了“逆反”的说法列子》等等,这个转世也是这么说的。(

钱钟书对轮回说相当欣赏,认为这与文艺中形神分离有关,他在比较“形变”和“生死轮回”时指出:“生死轮回类似于形气的变化,容易混淆事实。只改变文字和形式并不经常存在,轮回是主神不会终结的;变化只在可见的一端才为人所知,而转世分为两个部分,形式可以更加明显而不模糊,元神没有改变。”(同上:729-730)也就是说,荀子的“形变”偏向一端,只涉及身体和形状的变化,不够圆。轮回理论涉及两个方面:形式和上帝。形式可以改变,而元和上帝保持不变。钱钟书接着说,例如,《太平广记》第387卷《元官》(出自《甘孜歌谣》)在田园诗中有一句竹枝词说:“三块活石上的老精灵,不谈赏月和唱风;惭愧的情人远访,虽然异性永远”;转世的目的在一四句话里。(同上:730)在这首诗中,僧侣是圆的,有光泽的,剥去了形体,重生了。他的"旧精神"仍然存在,但是形式改变了,所以他的老朋友们仍然认得他。

钱钟书非常重视“转世”的翻译。他对《林纾译》进行了三次修改,以完善关于“转世”的讨论。在1964年的版本中,“灵魂的轮回”被翻译成“轮回”,“身体被另一个身体取代,但精神和外表保持不变”

钱钟书引用的“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中固有的“人性化”传统和哲学是一致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钟书就讨论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生命隐喻。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是“使整篇文章人性化或动物化”,即“我们把文章看作是我们自己同类的活生生的人”。(

李泽厚也注意到了这种“人性化”的文学展示。他说:“古代中国人喜欢用自然生活及其因素来诠释文学艺术,强调‘骨法体质’和‘筋骨血’。”,“这些不仅与人类的生理、生活、外表和先天气质有关”,而且还超越特定的有限感性存在,追求与宇宙和天地的整体性质的交流。”(2001:152)这种以生活为导向的文艺表达方式对后来的中国文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当明显地表现出儒道互补,重视感性生活:以生活为美,以人性中的生命力量、气质和外貌为美”(同上)。这种“人性化”的谈话艺术论文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根源,即生命与自然的互动和全面关怀《易·Xi词》说:“把一切都带近你,把一切都带远...以理解神的美德,以对万物的爱”。“与人写作”是“贴近身体”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树立一个形象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正是“把事情带得更远”思想的反映。

这种文学批评的“人性化”传统有其自身的优势,即文章风格的圆整和整合,避免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简单化分离。

表情是气质、性格、人生经历和修养在外表上的流露,说是外表,但也反映了内心,比如风骚女人的眼睛和强盗的谋杀。如果外表就是外表,性格就是内容,那么表达就相当于文章的一贯风格。

钱钟书认为,风格是内外合二为一的,这是文学批评的“人性化”原则。他反对将内容和形式简化为两部分:“当我们把文章看作有个性的人时,我们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把文章分成内容和外观。我们关于人类的文章中所谓的共同气氛和虚弱的面部表情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或风格中看出。”(同上)风格的完整性就像人的完整性一样。如果一个完整的人被分解成四肢、躯干、头部、颈部、手、脚等。,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的结构,但整个生命意识都丧失了。同样,将文章分为内容和形式在文学和艺术上也过于简单化。

“形式与精神一致”自然是“人性化”的表达,“文学与品质相互交流”也具有“人性化”的内涵。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和质量都可以在《论语·永业》中找到:“质量胜于文学,质量胜于历史”。温柔,然后绅士”。孔子说“文”和“智”是用来形容绅士的品格和修养的。邢炳书:“优雅,温柔半姿,普通话,质朴半温柔,你才能成为绅士。”孔子把“质”解释为“义”,即义,如“君子之义为质”

“人性化”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视为有生命力的活的人,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凸显了艺术美学的整体性。“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认为翻译是独立的生命力和自足的审美价值的存在,这可以说符合文学批评中的“人性化”传统。中国的“人性化”传统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也体现在翻译思想领域。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使用文学批评范畴的历史悠久。“中国的翻译理论,原本是古典文学理论和传统美学的一个分支,逐渐相互分离,逐渐独立……”(罗张馨1984:18)钱钟书引用的“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一方面源于他对中国“人性化”文学批评的自觉认识,另一方面源于他与中国翻译传统的紧密契合。中国的翻译理论传统也具有明显的“人性化”特征。

孔子在《温柔》中说“温柔,然后君子”,具有明显的“人性化”特征。然而,关于文学质量的争论一直贯穿于中国佛经翻译的历史。佛经译者引用大量的“文学”和“定性”来评论佛经翻译。诸如

中国“人性化”翻译理论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翻译界使用了“神韵”、“魅力”、“精神”、“神似”等许多“人性化”文学批评范畴来表达翻译理念。“神韵”理论家包括茅盾、陈西滢、曾虚白、朱生豪和王朱彝。“神似”理论家包括陈西滢和傅雷。“灵韵”理论家包括郭沫若。这些理论家大多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这为他们提供了运用文学理论范畴来评论翻译的机会。在用“人性化”这一范畴来描述翻译时,大多表现出“重神轻形式”的倾向。例如,茅盾认为“与其失去“气魄”而保留“外表”,不如保留“气魄”,因为在“外表”上有些差异(1984:337);

“形式与精神”理论视原文和译文为生命。原文和译文都有外表、神韵或魅力。他们在神韵或魅力上相似,但外表不同。由于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往往不能兼顾形式和精神,所以我们必须“重精神轻形式”。“重视上帝胜过形式”中的“上帝”和“形式”有两个意思。首先,“上帝”和“形式”指向原初,把原初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其次,“上帝”和“形式”指向翻译。因为翻译不能把原作的形式和精神结合起来,“上帝”是原作的“上帝”,但“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相同形式和不同精神的生命体。“重神轻形”本质上接近于“转世”和“灵魂转世”。他们都重视形式和精神问题,认为文学翻译就是改变形式和表达精神。当然,“转世”和“灵魂转世”赋予了原文和译文更生动的生命色彩,凸显了从原文到译文生命延续的完整性和“人性化”。

从“文学质量”理论到“形式与精神”理论,中国翻译话语具有鲜明的“人性化”特征。钱钟书引用和欣赏的“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强调“身体”和“灵魂”的融合。翻译被视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这与中国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的“人性化”传统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人性化”特征。

钱钟书认为,翻译成“转化的境界”就是原作的“转世”或“灵魂转世”。“人性化”的翻译隐喻表明一个好的翻译具有相对自足的生命力。翻译文本的生命观蕴含着当代翻译研究的深刻思想。

首先,翻译文本中的“人性化”隐喻将原文和译文视为一个整体,打破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学派以忠实为标准,要求翻译忠实地传递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当内容和形式不能被考虑时,原始文本的内容被传输。钱钟书也重视翻译的“忠实”,指出“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这样才不会读起来像译文一样”

一个好的翻译,虽然形式不同于原文,但应该具有原文的“本质”,达到“不分离”的状态。

钱钟书的翻译忠实观侧重于如何将原文整体翻译成“文化境界”。文学作品是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生命体,而不是思想内容和文学形式的简单组合。作为一个活着的个体,翻译具有原文的“优雅”和“本质”,这是原文在目标语言和文化中的重生。

其次,翻译文本的“人性化”隐喻提升了翻译文本/译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翻译观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表明了译文与原文之间平等互补的关系。根据传统的翻译理论,原文是永恒的、原始的中心,而翻译是原文的附属物,必然会劣于原文。同样,与原文作者相比,译者的地位是从属的,他必须在翻译过程中隐藏自己的存在。“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隐喻表明,一方面,作为一个活着的个体,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具有原文的“优雅”和“本质”。另一方面,翻译一旦产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作为原文生命的延续,翻译肯定了原文的价值,帮助原文在国外交朋友,提高了原文的声誉。因此,钱钟书的翻译观与当代西方解构主义学派的翻译观有一定的一致性。解构主义者德里达说,“原作是第一债务人和第一恳求者;原文需要翻译,乞求翻译。”(

不同于传统的翻译必须低于原文的翻译理论,

第三,“人性化”的翻译隐喻揭示了“媒介”和“诱导”在目标文化中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文本,翻译必须与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多元系统互动。翻译与目标语言多系统的相互作用通常集中在翻译或翻译的功能上,这也是西方描述性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焦点。以翻译为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关注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规律性偏离,并探究偏离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功能为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探索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以及翻译对目标语言系统的影响。(

就翻译研究而言,传统的翻译观往往在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后,指责译文的错误。另一方面,钱钟书以林纾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翻译中的得失和失误原因,引发了对文学翻译本质的思考,提出了文学翻译中的“转化环境”理论。他将林纾翻译中的错误分为两部分,肯定了林纾的“错误”,即增加文学夸张或延伸评论,这是“错误”中最有特色的元素。他从林纾的翻译和文学观出发,探讨了林纾翻译偏离原文的原因。例如,林纾更注重“古文”的创作而不是翻译,并有节制地将“古文义”融入翻译中。“虽然书籍的翻译从来不会为客人停止,但作文却停止了”;“不要评判西方语言”等等。(

就翻译功能的研究而言,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依赖,而较少关注翻译的独立文化交流功能。“人性化”翻译的隐喻表明,翻译具有相对自足的生命力,因此它必然承担起目标文化中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功能。钱钟书认为林语堂的翻译起到了“中介”和“诱导”的作用,这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通过阅读林的翻译,他自己也增加了学习外语的兴趣。11、12岁时,他通过“林宜小说系列”发现了西方小说的魅力。许多年后,在能够阅读外语小说之后,他浏览了林书豪翻译的小说,发现许多值得重读。(同上:92-94)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的外国文学情结始于林纾的翻译:林纾翻译小说的亮点和不准确之处促使他阅读原文来寻找答案。欣赏完原文后,我又回到了林书豪的翻译中,体验了其中的乐趣。从译文到原文,再从原文到译文,形成了一个动态循环。翻译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国家之间制造了‘文学业力’”(同上:91)。钱钟书还讨论了林译对汉字和文学的影响。虽然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提倡“古文”,但他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古典小说和笔记的传统风格以及当时流行的报纸风格,从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林书豪的翻译中有很多欧化的词汇和句法,夹杂着许多口语词汇,如目前使用的“小宝贝”、“爸爸”、“社交”、“普通”等外国流行新名词,以及音译词汇如“天使”、“俱乐部”。(同上:106-114)钱钟书对翻译文本功能的研究进一步凸显了翻译文本在翻译文学和文化体系中的自足的文本价值,超越了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原文而忽视翻译文本功能的局限。

翻译中的隐喻是理解翻译思想的镜子。钱钟书开创了古今中外的转世理论。他把“转世”和“灵魂转世”的翻译理解为“人性化”,并把翻译视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方面,钱钟书的“人性化”翻译观与其翻译思想和诗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也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的“人性化”传统。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的“人性化”观包含了超越传统的当代翻译思想。

钱钟书生命观在翻译中的当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化”的翻译隐喻将翻译视为一种无缝的生命,强调原文整体翻译的“优雅”和“本质”,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其次,作为原作生命的延续,翻译提高了原作的声誉,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它的写作风格比原作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翻译观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表明了译文与原文之间平等互补的关系。第三,翻译作为一种相对自足的个体文本,与目标语言的多元文化系统相互作用,具有“媒介”和“诱导”的功能,体现了当代翻译文本的独立价值,超越了传统翻译理论“原文至上,译文从属”的局限。

钱钟书运用中西轮回理论谈艺术与翻译,将文学批评中的“人性化”与翻译艺术联系起来,赋予翻译独立的生命,这在诗学、翻译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就像翻译“管道锥度”

省略了引用。全文请参见《外语研究》2019年第3期《入侵与删除》。

[作者简介]余德英,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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